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中国的西南腹地的四川成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都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领时代潮流，一路高歌猛进。

这40年来，成都实现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跨越，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

　　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就在这一年，中国资本证券市场的雏形也初步搭建完成，随着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先后成立开放，一大批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乘着上市交易的东风驶向资本的汪洋大海，而为了规范和引导市场发展，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监会也在1992年相继成立。

　　就在中国沿海城市踏着改革开放浪潮逐浪而行的时候，在中国的西南腹地——四川成都，也有一股热情正在蓬勃涌动，这股热情把一个叫“红庙子”的普通街道推上了历史舞台，虽然短短两年后，“它”便仓促谢幕，但“红庙子”这三个字却成了中国资本证券史中抹不掉的浓重一笔，也成了所有老成都人的难忘记忆。

如今的红庙子街（摄影：吴丹）

　　26年之后，“红庙子”这条街道的老旧沧桑，已经与成都的繁荣景象及现代化显得格格不入，但就是这条不到200米长的街道，却像一片三棱镜，折射出过去这些年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在金融领域最初的探索，也映照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资本市场的风云历程。

萌芽中的资本市场

　　大约30年前，成都人金江还被人唤做“小金”，在华西仪表厂当模具钳工的他已到了而立之年，虽然端着令人艳羡的国营工厂的“铁饭碗”，“小金”却并不感到满足，他敏锐地嗅到了一股新的气息。

　　“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十来年了，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很多四川没有的家电、小商品等等，我就跟几个哥们合伙，跑到广州去进一些家电，拿回成都来卖，做点小生意。”金江回忆道，然而，在那时，现在看起来简单的小生意并不那么好做，从1988年开始的几年内，金江和朋友多次往返于广州和成都两地，也多次碰壁。

　　正在对“小买卖”心灰意冷之际，1992年，一种叫做“工益股份”的可转换债券，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个是政府发行的成都钢管厂的工益债券，现在看来它就是股票，一块钱一股，我那个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债券到底是干啥用的，但是不管是钢管厂企业内还是企业外，很多人都在买，非常火，我也就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千股，还花了一千两百块钱，买得贵”，金江说。

当年的债券（摄影：吴丹）

　　成都钢管厂工益债券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一度引发了当时成都市民的追捧，那时还在建设银行成都分行第二支行当出纳的邹晖，也感受到了那股热度。

　　“公司当时买了很多一级半市场（注：介于发行和流通的中间环节）的纸质股票来给员工当福利，除了钢管厂的“工益”债券外，还有天津玻壳的股票、菊乐的股票等等，其中很多企业其实都是没有真正上市的，只是适应那个时代的潮流，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革，自己来发行股票。”邹晖说，尽管那个时候他还算是金融圈的工作人员，但股票到底是什么，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也是不甚了了的。

　　那时的金江和邹晖还不知道的是，在这些新鲜的名词与现象背后，是一场正在上演的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大戏。

　　其线索可追溯到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式进入第二阶段，从经营权改革向所有权改革的过渡，个人开始能够成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获得这种所有权的方式，就是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

　　四川虽然偏居西南一隅，但却是全国股份制试点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1980年，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获得了政府批文，要建展销大厦，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便率先搞起了“股份制”。据称，这是1949年后，我国的第一例“股份制”样本，这所大厦建成之后，也成为了当时成都的地标性建筑——蜀都大厦。

　　而到了1988年，四川省已有36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15户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试点，其中部分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1991年以后，股份制试点迅速扩大，发行股票、股权证的企业随之增加。

　　这个时候，从上海与深圳股市上传回来的各种声音和财富传奇，也开始影响对股票懵懂却又充满好奇的成都人，手持各种股权凭证的人们开始寻找变现的渠道。

　　在此期间发生的另一关键性事件也为即将到来的“红庙子”现象奠定了基础。1991年12月26日，成都第一家证券行——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在红庙子街挂牌营业，这个从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管处分离出来的金融中心，为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企业债券和国债券的柜台交易提供了实地场所，也让手持股权凭证的人们开始思考，股票这个新兴的事物，是否也可以在金融中心附近来交易。

　　“红庙子就只是一条200米长的街道，上面就两家金融机构，一家是金融中心，一家是建设银行，股票在当时是个特新鲜的东西，所以大家觉得在这里交易应该会靠谱一些，刚好这里又有银行，方便存取款，这可能也是红庙子这里会诞生股票自发交易市场的原因之一。”亲身经历了当年那场盛况的邹晖说。

　　于是，从1992年起，手持股权凭证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开始往红庙子街聚集，从最早的寻求股权变现，逐渐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自发股权交易热潮，不少的人在这里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也有不少人，在这里尝到了人生最大的失意。

“红庙子”市场的魔力

　　初尝股票买卖甜头的金江，决定去搏一把，他从华西仪表厂办理了停薪留职，和几个朋友在“红庙子”街上摆起摊子，专门炒股，而就在这条街上，诞生了成都乃至四川的第一代“股民”。

　　根据金江的回忆，最早，在“红庙子”街上交易股权的人都是三三两两的，他们主要买卖的就是“工益债券”和早期一些企业发行的原始股，交易则像在菜市场买菜一般，还能讨价还价。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四川企业发行股票，在红庙子街上交易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他和几个朋友沿街支起桌子，摆上板凳，成为了“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上的典型“中户”代表——租一张桌子沿街摆放，上面放上各种股票，不急不躁地喝着茶；而这里还存在着一些所谓的“大户”，他们有实力租一家门面或附近的写字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甚至可以“左右”股票的行情和走势。

　　最火热的时候，红庙子附近能够聚集不少于5万人，他们中的大多其实并不懂股票，却被这里不断创造的财富奇迹所吸引，从企业职工到公务员、大学生，纷纷争相前往。成都的周边城市，甚至沿海各省市的资本大户也闻风而至，携巨额现金到成都收购股票。“人山人海”这四个字已经难以形容当年的盛景。

红庙子街上的人潮

　　“红庙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火起来，有着那个时代股票交易特点带来的必然性。

　　“那个时候买卖股票非常简单，股权证都印成一张张花花绿绿、八吋大小的纸，上面印着股份公司名称、每股面值、股数（一般为1000股）、董事长名字、公司注册地等等，买卖双方也都是凭信誉，熟人间交易比较多，说实话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假股票、欺诈等行为，大家都很单纯的，如果两个人之间信不过，那就在卖股票的时候把身份证抵给人家，或者把身份证复印件给别人，作为一个担保。”

　　除了股票交易方式像菜场买菜般方便外，通过炒股赚钱，在彼时彼地，也显得非常容易。

　　“我还遇到过那样的情况，10分钟之前用（单价）一块五一股买的一手股票（一手为1000股），10分钟之后就用一块八卖了出去，涨幅达到了20%，一手股票就能赚300块钱，是我那个时候两个月的工资，只花了10分钟就赚到了。”一位老股民告诉我们，由于当时的交易是实时交易，也不像现在的股市设置有涨停板，瞬间变幻的股价和由此带来的刺激，让他真切感受到了金钱和资本能够在这里产生的魔力。

更令很多人觉得“红庙子”疯狂又神奇的是，在这里进行的所有股票交易和涨跌影响，只受一个因素影响——人们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

　　金江就曾经因为得到一个“消息”而狠赚过一笔。

　　“有一天中午，一辆车子突然就从我们摆摊的边上开进旁边的院子里面去，我们一看，是外地车，就跟着追进去，问他们，你们来干啥子，他们就说‘赶快买，我们这个南充公司，马上要上市了，正在办手续’。出来之后，我们就按照市场上的价格来收这个公司的股票，从5块钱收到6块钱，收了大概两万股的样子。很快，这个风就传开了，当天下午这个票就涨到了七块多的样子，我们当时就把它抛了，赚了几万块钱。”

老股民金江（摄影：吴丹）

　　金江说，除了打听“消息”外，还有一种更“老道”的方式，就是制造“消息”，这让那一批的老股民们在野蛮生长的股票自发交易市场中有了成为“庄家”的机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还运筹过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看好一种股票，这个股票比较便宜，大概就是一块四、一块五的样子，我们就开始在（红庙子）这条街上收，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喊一些‘马仔’，就有点像雇佣的交易员一样的人，一边拿着这些股票卖，一边去放风，说这个公司的股票马上要去审批了，或是很快就能够在上海挂牌上市了等等，不到两三个小时，这个风就在红庙子这个地方吹起来了。马上，这个股票就可以卖到一块七、一块八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赶快趁这个时间把这个票抛了。”金江说到，“那个时候大家最多有个BB机，基本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来源，只要你资金多一点，几个人联手，就可以呼风唤雨。”

　　在1992年到1993年间的红庙子，这样“呼风唤雨”的故事接连发生，再加上1992年4月，西南区第一家异地上市的股票四川盐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把红庙子市场推向高潮，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一张纸片的魔力——一股八九毛钱、一块多钱的股票，神奇地变成了13元，14元，15元。

　　红庙子的火爆不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到了通过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便利性，在当时“股份制改革”也遵循着“摸着石头过河”原则的背景下，一大批四川企业的股权证被连夜赶制出来，甚至带着还没有干透的“公章印记”，便涌入“红庙子”自发交易市场。

　　在1993年初，四川境内（除重庆外）的许多公司，无论是公众公司还是定向募集股份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内部股权证，都陆续进入“红庙子”自发交易市场，甚至债券、股票认购收据都在市场上“炒”，交易品种最多时达70-80种。

全国性的“股疯”

　　除了股民、企业，像邹晖这样的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职业生涯轨迹，也在这两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993年前后，就在“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火爆的同时，一些已经在沪深股市上市的股票也在一些银行、信托公司等交易机构进行着原始的柜台交易，股民的热情依然高昂，彼时已经离开建设银行，在四川省农村信托做出纳的邹晖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疯狂。

　　“当时买卖股都是要填单子的，你要买什么股票，你就要花5块钱买一张单子，写上股票名称，你要买多少股，递给柜员，等柜员收集一摞之后，再递给报单员，报单员通过电话跟上海与深圳连线，来报单买卖。如果你要卖一个股票，也要花5块钱买一张单子，填错一个字，就得花5块钱再重新买一张，有很多人索性就一次性买50张，或者100张单子放着备用，感觉那个时候对股民来说，5块钱根本就不是钱。”邹晖说，然而，在1993年左右，被股民们不当钱使的5块钱，对普通家庭来讲，也是一天的菜钱。

　　“当时那些交易厅也没有什么桌子椅子，只有一个小电视，上面写着哪个公司的股价现在是多少，然后我们就靠猜，猜这个股是不是涨，哪个股是不是跌，然后买来单子趴在墙上填。”金江不仅参与了红庙子的自发交易，他也是成都最早的一批参与沪深股市交易的资深股民。

当年的申请表和存单（摄影：吴丹）

　　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股市的交易制度都是T+0，当天买，当天就可以卖，而且没有涨停板限制，一只股票的价格在一天之内的波动特别大，这也加剧了股民当时躁动的情绪。

　　“最火爆的时候，每天来交易的人的汗水，都让柜台上面形成了一层水雾，柜员都看不到外面递单子的人到底长什么样。每天下午收市过后，我们要轧账，当时都是现金交易，我们的脚边堆满了十块一张的钞票捆，一捆就是一万，全部都是钱，工作人员要出来进去都是踩在钱上走，疯狂到这种程度。”

　　除了“T+0”交易制度之外，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有着非常多早期证券市场的特点，比如证券经纪人也可以自己开户炒股等等。随后，在上海，首先开始推行证券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对股票交易已经产生浓厚兴趣的邹晖便前往上海，参加了证券经纪人的资格培训。

　　“我当时也已经在四川省交易中心做过交易员，然后又想再到上海去做交易员，俗称红马甲，我还记得当时我的编号是1055号，第16期的交易员。交易员的资格证很难考，每期都有名额限制，一期报名学员有100个人，最多只有50个人能过，很严格。”邹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自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取得的交易员证书，证书的颁发时间是1993年7月12日。

　　“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的火爆在1993年达到了顶峰，金江等一群老股民对中国股市的热情也在这一年被无限激发，邹晖在这一年穿上了代表着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身份的“红马甲”，而在这些起承转合的背后，四川的资本市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邹晖（摄影：吴丹）

　　据统计，到1993年末，四川共有上市公司14户，仅次于上海、深圳，居全国第三位。全省有专业证券公司5家，证券营业部109个，证券交易柜台29个，证券业务代理网点407个。1993年，四川发行各类有价证券40.5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和股票分别为7.8亿和2.6亿，年末证券余额85.6亿。全年证券交易额189.7亿元，其

　　中股票交易额占92%，增长5.2倍。同年，四川的期货市场也开始起步，组建了成都金属交易所、重庆生产资料交易所、成都粮油商品交易所、四川商品交易所、华西农产品交易所、成都肉类商品交易所等6个期货交易所，共开设20家期货经纪公司，经纪人员500余人。这一时期，证券自发交易市场带来的资本躁动走向历史顶点，紧随其后的是来自行业与监管方的变革，这股浪潮，将把“红庙子”和在这个舞台上轮番登场的公司与股民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规范化。

从“红庙子”到“白庙子”，再到关闭

　　对于一个只有200米的老旧街道来讲，每天数万人的涌入是不堪重负的，很快，炒股的人群和车流就造成了红庙子街以及附近街道的拥堵和混乱，交通甚至一度陷入瘫痪。随后，开始有不少企业不按规定私自发行股票甚至超发股票，篡改股权证、制造假股票、交易欺诈等行为也接连发生，不少股民上当受骗，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局面开始变得混乱。

　　随即，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决定开始整顿这个“野蛮生长”的自发交易市场。

　　1993年3月19日，政府决定暂停审批定向募集股份公司，对已批准设立、尚未发行股权证的企业一律停止发行，同时宣布对股票、股权证陆续实行托管。几天后，3月22日，政府正式宣布将“红庙子”自发交易市场强制搬迁至僻静的城北体育馆内，俗称“白庙子”。

　　“一开始转到城北体育馆的时候，人还是多，人山人海的，我还专门跟人合伙租了一个铺子买卖股票。后来大概没有半年，就衰落了，一来是那个地方的交通实在不方便，二来大家总觉得红庙子更吉利，股市嘛，都希望是红的，再加上证券交易所开始建立，大家都开始去交易所炒股了，慢慢这个自发交易市场就衰落了。我在那里大概坚持了不到一年，这个市场就被彻底取缔了。”老股民金江谈起从“红庙子”到“白庙子”的变迁。

　　至1993年底，“白庙子市场”所有交易活动基本停止，1994年1月3日，政府正式下令关闭证券自发交易市场，可称为现象级的成都红庙子证券自发交易市场终于落下帷幕。

　　有学者在谈到“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的时候曾引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179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诞生，由于一些从事股票交易的经纪人在华尔街一棵树下集会，因而华尔街就代表了美国的股市。

　　华尔街股票交易至今仍采用古老的面对面交易方式，进入纽约证交所就像进入‘农贸市场’，喊价应价声此起彼伏，如拍卖一般。”似乎200多年前在美国华尔街出现的情景与20多年前在成都红庙子街出现的情景似曾相识，对于一个新生的资本交易形态和刚刚萌芽的资本证券市场来说，自发、无序、野蛮生长，都是必经的阶段。

　　红庙子现象，后来也被经济学界视为“四川股票复兴运动”，在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出现之前，虽然四川的股份制改革一开始就走在全国前列，但也仅限于发行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而“红庙子”的横空出世，就像一个涡轮，搅动了这潭水，让那些从前流通困难的“股权证”迅速流转，各类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热情空前高涨，川内股份制改造的被动局势即刻得到扭转，客观上推动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四川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进程。

　　在正式关闭证券自发交易市场的两年多后，1996年10月，成都托管中心正式成立，一些曾经在“红庙子”上交易过，但是未上市企业的股票在这里进行托管。据了解，现在的成都托管中心已有约200家未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股票）托管于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1996年之前股份制改造浪潮中发行股票的公司。

　　虽然“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火爆后便谢幕了，但是四川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以及金江等股民的投资人生、邹晖等证券交易员的职业生涯，才正要走入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红庙子”的故事，也还远没有讲完。

“红庙子”见证下的中国股市最初十年

　　2001年，邹晖离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到成都，结束了自己8年的“红马甲”生涯，在这8年时间里，他在黄浦江边亲历了四川长虹、乐山电力等一系列四川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浮沉，直到互联网科技的到来，让股票交易员的有形席位逐渐转变成了无形席位，传统的各地连线报单、现场撮合交易的模式在一点一点发生着变革，逐渐被互联网交易所取代，他便回到了曾经诞生过“红庙子”资本传奇的地方。

　　此时的红庙子，已经回归到一条普通的宁静街道。此时的“金江们”，已经开始把各类证券公司的交易大厅作为自己的投资聚点。他们刚刚经历中国股市从1047点上涨到2245点的牛市，即将迎接他们的，则是从2001年6月开启的，由于国有股减持而带来的长达47个月的熊市，这次“牛熊更替”，已经是年轻的中国股市十年间的第六次轮回周期了。

　　对于金江这样的老股民来说，十年的股海沉浮把他历练得从容淡定：“我经历过中国股市从300多点上涨到1500多点，又从1500多点跌回300多点的事情，那个时候看着自己的股票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废纸，十几万的资金瞬间只剩几千块钱的时候，心情真的太难受了，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但是还是挺过来了，后来再有什么股市的大涨大跌，就根本觉得那不算个啥。”

　　金江的从容心态一方面源于自己在股市多年的投资经验，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十年间，中国证监会为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权益而进行的各种探索。

　　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开始着手针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制定各类政策法规。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4年，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的股票发行要求、股权转让方式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也就是说，从前出现在“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上自由发售股权证的行为已被明文禁止，而像老金这样的持股人，也会以个人股东的身份，得到权利与义务的确认和保障。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更是我国证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整个中国资本证券市场进入了真正“有法可依”的新阶段。除了监管政策方面的不断出新，在实际的股票交易操作领域，一系列保障投资者的制度也先后出台。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自1996年12月16日起，分别对上市交易的股票（含A、B股）、基金类证券的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即在一个交易日内，除首日上市的证券外，上述证券的交易价格相对于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格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10%。涨跌幅限制最直接的作用是对市场一天之内的暴涨暴跌进行抑制，预防短期市场风险，当年出现在“红庙子”一级半自发交易市场的一只股票一天内涨20%甚至50%的疯狂现象，从此绝迹于中国的资本证券市场。

　　1998年4月起，中国证监会又对部分上市公司的股票实行特别处理，即ST，其股票涨跌幅限制为5%，戴上“ST”帽子的股票均是业绩表现欠佳的公司，ST的分类和特殊的涨跌幅限制，也再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加上一层防护垫。

　　2001年底，沪深两市的交易制度全部改为T+1交割制度，即当日买进的股票，必须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这样的交易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保证了股票市场的稳定，防止了过度投机。

　　与此同时，成都，包括整个四川地区的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曾经辉煌一时的各类川籍上市公司，在这十年间经历了形态迥异的发展路径。

　　1993年3月，四川峨眉山盐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盐化”）在深交所上市，开西部省区股票异地上市先河，被誉为“四川第一股”，此后，四川峨铁、四川长征、乐山电力、金路、渝开发、蓉动力等13家股票上市，除了上海、深圳（大陆两所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之外，股票上市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便是四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初上市的多家公司，如川盐化、川长征以及蜀都A等，要么在重组过程已“名存实亡”，要么直接就退出了证券市场。

　　不过，与此同时，四川又有一批新的上市公司开始崛起，并在各自领域逐渐成长为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1994年，泸州老窖在深交所上市；1996年，水井坊在上交所IPO（首次公开募股）；1998年，五粮液登陆深交所；尤其是五粮液，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白酒食品板块唯一可以与贵州茅台相抗衡的四川白酒品牌。另外，能源领域，川投能源在1993年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而在农业领域，新希望六和控股集团也于1998年在深交所IPO。这些企业，集中在中国股市建立的最初十年间涌现而出，它们代表着四川力量亮相于资本市场，一直到今天，五粮液、泸州老窖、川投能源、新希望仍稳居四川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之列，也同样跻身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的行列。

　　此外，在这近十年间，四川地区的证券公司也纷纷成立。

　　最早出现的，是1990年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成都证券，这也是国内第一批从事证券经营的专业证券公司之一，成都证券在冻青树街的营业厅，也是成都最早一批股民的“股海生涯”开始的地方。2008年，成都证券更名为“国金证券”。2000年7月13日，在合并重组原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见证过“红庙子”传奇的四川证券交易中心之后，华西证券成立了，它是四川省首家跨区域大型证券公司，并在18年后，登陆深交所中小板。2001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省内6家信托投资机构联合筹建了和兴证券，这家券商在“红庙子”区域的营业厅便位于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庙子街60号。

　　从上海回来的邹晖，加入了和兴证券交易部，成为了四川券商的一名交易员。而像金江这样的成都股民，在这十年间除了养成淡定的心态外，在炒股操作上，也在逐渐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新浪潮，只是当时，邹晖和金江都没有想到，会有一天，炒股连电脑都不需要了，而传统的证券交易大厅，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红庙子街60号，将会是什么样呢？

“红庙子”连接的过去和未来

　　杨敏，是宏信证券成都红庙子街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这个营业部的前身则正是由多家信托投资机构联合成立的和兴证券。

　　2015年之前，这里还是金江等老股民常常会来的股票交易大厅，他和几个一起炒了20年股的朋友们常常聚在这里，谈论一下各自手中的股票走势。

　　不过，这个时候，大多数的股票交易已经可以通过各类装在智能手机上的移动APP进行操作了，这样的交易大厅，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原本手机我也不是很会用，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手机上炒股，我也只能慢慢去学，感觉自己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金江戏谑地说。

　　就在这一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及配套《首批投资者教育基地申报工作指引》，此时，中国的证券投资者已经有一亿多了，其中“散户”数量占比堪称全球各大证券市场之首，如何通过提升这些投资者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增强投资知识水平，就显得格外迫切。

红庙子街投资者教育基地大厅（摄影：吴丹）

　　“我们是在2016年开始申请，想要把营业厅建成一个投资者教育基地，因为这个地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是证券交易场所，红庙子街这几十年很多地方都变了，但是红庙子街60号这个地方一直存在，从前作为交易大厅，现在可以来发挥另外一个功能，也算是延续‘红庙子’这个地方在成都股民心中和金融历史中的记忆。”杨敏说，这个基地也已经于2017年正式建成，当年9月获得四川证监局“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正式对外开放。

　　然而，“红庙子”这三个字所象征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远不止于此。在成都市青羊区金融工作局给出的资料显示，一个叫做“红庙子村”的规划已经跃然纸上。

　　其中提到：“成都中心红庙子金融村的规划建设是成都市“中优”过程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高度、增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未来一个阶段成都金融产业发展的重大载体。”规划称，要通过5—10年时间的建设，“将成都中心红庙子金融村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优势地位的，具有强大资本吸纳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创新转化能力、服务辐射能力的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

　　其实，红庙子村的建设规划出台的大背景，正是整个四川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的时期，四川上市公司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高潮，成都正在向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不断迈进。

　　2015年，成都市出台《成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发展实施方案（送审稿）》，提出《重点工作及分工进度安排》共分六个部分，分别为：推进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大力创新直接融资方式、积极发展区域性要素交易市场、大力打造区域财富管理中心、积极支持开展并购重组、大力完善组织机构体系等。

　　随即，不仅有一系列具体的发展扶持政策接连出台，被誉为成都版“格林尼治”的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在2016年6月正式亮相，吸引到深圳前海金控、IDG资本、纪源投资、德同资本、华融资管、剑桥基金等116家机构入驻，并举办了西部国际资本论坛、中国（成都）一带一路峰会、四川私募基金发展论坛等多场专业论坛。

　　2017年4月，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已在伦敦设立了英国联络办事处，作为对接欧洲资本的窗口；2017年8月，基金小镇参与了成都在香港举行的“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专场活动，并向香港金融界进行了推介；2017年9月，基金小镇与美国最大的科技孵化器平台PNP公司达成初步共识，双方目前正探讨将全球顶尖论坛及创新的项目路演活动引进成都市场??至此，成都成功打造了一个既为成都引资、引智，将更多的国际资本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基金专业人才引入成都参与建设，同时将优秀的成都企业推荐到海外资本市场的国际金融交流窗口。

红庙子街投资者教育基地内的展示墙（摄影：吴丹）

　　2016年12月，全国第三家互联网民营银行——新网银行正式在成都开始营业，成都在金融与科技结合的探索道路上，也开始跻身第一梯队。与此同时，四川的上市企业也在这些年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

　　根据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给出的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四川辖区共有A股上市公司119家，位居全国第8位，其中上交所主板40家，深交所主板23家、中小板28家、创业板28家。截至3月31日，四川辖区A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5,178.87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2.44%。2018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再融资（含增发、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0.69亿元。而在白酒、新材料、医疗、军民融合等领域，四川因为有着像五粮液、天齐锂业、康弘药业、海特高新等优质企业，而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至于成都在资本市场曾经的起点“红庙子”，除了作为投资者教育基地，它也有即将有新的身份和功能——“我们现在正在准备重新装修投资者教育基地，把这里从一个简单的投教基地，变成一个红庙子历史博览馆。”杨敏说，“这个历史展览馆，将展出最早在红庙子自发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股票、债券等物品，并且配备专门的讲解员和接待员，带领大家来了解红庙子的历史，从而让这里能够成为代表成都金融形象的一张城市名片。”

　　据了解，“红庙子”历史博览馆将在今年5月底、6月初建成开放。那个时候，在红庙子街60号还会有两块历史性的牌子挂出——“四川金融市场交易中心（原址）”和“红庙子一级半市场（原址）”，它们将会带着“红庙子”和老成都的金融记忆，一起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