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奇：河北省定兴县金代城址调查及其相关问题

　　河北省定兴县今属保定市辖，位于冀中平原腹地，北距北京89公里，南距保定54公里。南拒马河从县城西侧流过，县境内地势平坦开阔。

　　为进行宋金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城址的考古学研究，笔者曾先后于2008年7月、2015年9月对定兴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现就调查所获结合有关文献资料撰此札记 。

　　一、定兴城沿革

　　定兴县老城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城的西部一带。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定兴于金大定六年（1166）以范阳县黄村置县 。大定九年（即宋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曾过定兴县，记录了定兴县筑城的实况：“（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车行三十里定兴县早食。县本黄村，近以为邑，今岁九月方筑城，四旬毕工，雉堞甚整，独门楼未起。驿舍亦创造，始待使客于此 。”

　　此后定兴县隶属有所改易，光绪《重修定兴县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卷一《地理志》“沿革”条记云：“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定兴县，属中都路涿州。元改属大都路易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属保定路。明属保定府，国朝因之。” 民国曾改保定府为保定道，后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定兴县属之。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其间定兴县屡有置废，至1949年恢复定兴县建制，属察哈尔省保定专区。1958年又一度裁撤，至1961年恢复定兴县建制，属河北省保定专区。20世纪90年代定兴县行政中心从老城内迁出至老城以东开始建设，老城一带大型行政单位和居民遂不断迁出。

　　要之，定兴县隶属虽有改易，但自金大定六年置县以来，定兴县城的治所未曾迁移一直沿用至今，是一处金代始建的古今重叠型城址。

　　二、定兴城现状

　　定兴老城一带地势平坦，没有明显的高差。旧垣地面以上已无遗迹保存，但东、西两侧护城河的北段，北侧护城河现尚有遗迹保留。查阅1967年9月20日Corona卫星拍摄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当时北城垣、东城垣和城东南角、西南角皆有部分城垣保留下来，城东、北、西三面的护城河也均清晰可见（图1）；查1971年航摄、1972年调绘的定兴城区1:5万地形图，所见护城河情况也和Corona卫星影像基本一致。据此基本可以了解20世纪60年代后期定兴城垣及护城河的保存情况。

图1 定兴周边Corona卫星影像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先生提供，北）

　　定兴城内现存最重要的遗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慈云阁。慈云阁旧名大悲阁，位于定兴县老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图2），原为一组建筑。1934年9月刘敦桢调查慈云阁记云：“定兴县城的平面，略近方形，每面辟有城门一座，门内很规则地排列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在四街的交叉点，留下一块狭长如洲的地带，中央建立慈云阁。……在平面上，慈云阁可分为前、中、后三部。中部系阁本身，前、后二部，都是附属建筑。现在前部充民众教育馆会堂，后部拨归定兴县第一区区公所，虽结构都不十分宏大，但后殿系用四注庑殿顶，它的后面，又接上一所卷棚式的两层楼，使屋顶参错变化，不落常套 。（图3）” 1950年代慈云阁总体布局尚基本保存，平面整体呈船形（图5） ；今附属建筑已毁，惟阁仅存。

图2 定兴城现状（底图采自谷歌地图软件，拍摄时间：2015年3月9日，北）

　　慈云阁坐北朝南，面阔进深各三间，重檐歇山顶（图4）。其楼阁做法与常见的宋金元时期楼阁建筑不同，其上檐实为一独立的建筑，下檐在上檐建筑四周加出，但椽架甚短，不足为外廊 。上、下檐柱皆包砌在墙身之内，下檐柱下施素平柱础，上檐柱下施素覆盆柱础，覆盆柱础尺寸大于柱径2倍有余。阁上檐四架椽屋，通檐两柱（图6）。于前后檐和两山平柱柱头间施抹角梁承驼峰，其上承托转角铺作第二跳昂后尾，下昂后尾内伸插入殿内垂柱柱身并上承角梁后尾及 头栿、平槫。下檐前后檐当心间双补间、两次间单补间，两山逐间单补间，施四铺作单昂斗栱，柱头铺作施假昂、用足材爵头式耍头，补间铺作施真昂、用单材爵头式耍头。上檐铺作布局与下檐同，惟四檐各次间补间铺作横栱皆与角铺作连为一体，其中令拱作鸳鸯交手，角铺作瓜子栱与小栱头相列出跳，小栱头上散斗贴于令拱内侧；施五铺作双下昂斗栱，当心间两柱头铺作与两补间铺作第一跳下昂为假昂，第二跳下昂为真昂，各铺作皆用单材爵头式耍头。上下檐无论真假下昂，皆斫为琴面式，昂嘴扁弧，真昂下施用三瓣华头子，假昂在昂下部隐刻出与之相若的华头子。慈云阁殿内原还保存有四十二臂观音立像一尊，高二丈余（图7），已毁。

图3 慈云阁建筑组群

　　（摄于1934年，采自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第263页）

图4 定兴慈云阁现状

　　元大德十年（1306）立石的碑记《大元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见载于《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记载了僧人德宝创建慈云阁的经过。有关慈云阁的纪年材料还有于1998年修缮时发现的几处题记：“一是梁架东山面中平槫下皮的墨书题记‘东头槫大元国大都路易州定兴县在德□全□及多’；二是上檐攀间散斗槽内题的‘大元国’三个字，另外在下檐栌斗上也发现有题记，但字迹已分辨不清 。”崔金泽曾据此将慈云阁现存木构的创建年代系于前至元十年至十七年（1273—1280）之间 ，应是基本可信的。又按《光绪志》载《大元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碑文末署记“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宏范”，张弘范为元初重臣张柔第九子，《元史》有传 ，弘范墓志近年来亦已发现 ，参稽本传及墓志资料，可知弘范拜蒙古汉军都元帅在前至元十五年（1278），因此可以进一步将慈云阁的年代系于前至元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1278—1280）。

图5 定兴慈云阁20世纪50年代平面图（采自聂金鹿：《定兴慈云阁修缮记》）

图6 定兴慈云阁横剖面图（采自聂金鹿：《定兴慈云阁修缮记》）

图7 慈云阁观音像

　　（摄于1934年，采自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第265页）

　　城内尚存的其他重要遗迹还有城西南隅的文庙大成殿（图2）。文庙大成殿位于定兴县实验小学内，建在一高畅的台基之上，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庑殿顶（图8）。木构架为七檩，明次间四缝梁架为后金柱前出六架梁对单步梁，六架梁及单步梁皆入后金柱柱身，其下托雀替。后金柱上承五架梁后尾，前金柱不落地（图10）。四檐逐间用平身科三攒（图9），斗栱为五踩重昂，皆为假昂，昂琴面起脊，昂嘴近五边形，昂身下线开始于十八斗中线之下；撑头木外拽与挑檐枋相交出头，后尾作麻叶头，线条较简单。柱头科昂身较平身科加宽，重昂等宽，其上承硕大的挑尖梁头，后尾绞栿（图11）。额枋平板枋截面成“T”字形，平板枋至角柱出头刻海棠瓣，额枋出头类似霸王拳。明间脊枋及上金枋下有雍正五年（1727）、乾隆六年（1741）、宣统二年（1910）重修题记，字迹统一，当是宣统二年重修后统一重写更换的。文庙大成殿大木作法时代性颇不统一，但从构架的舒朗和斗栱、额枋及平板枋的细部做法来看，斗栱及大木主体似仍是不晚于明的木构遗存。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大成殿所使用的柱础。该殿前檐平柱下所用柱础可见，皆为古镜式，殿内后金柱下所用的四枚柱础皆作宝装莲瓣式（图12），与山西霍州署仪门及保定直隶总督府二堂所用柱础颇类似，似为不晚于元的遗物。

图8 文庙大成殿

图9 文庙大成殿全景

图10 文庙大成殿明间西缝梁架

图11 文庙大成殿前檐斗栱

图12 文庙大成殿檐柱柱础（左）及后金柱柱础（右）

　　在城西北隅石狮子街西段路北侧党校旧址门前，还保存有残石狮一（图13），承定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丁金铎先生见告，原有石狮二，其一已佚。此外城内保存的旧迹还有跨南大街两侧、南径胡同口稍北的木牌坊的夹杆石（图14）。

图13 党校旧址门前残石狮

图14 南大街木牌坊夹杆石

　　三、定兴城的布局与主要建置

　　定兴城清代的布局可以参考康熙《定兴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乾隆《定兴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和《光绪志》中的城图（图15、图16），三图所见定兴城的整体格局和衙署、文庙、城隍庙等重要建置的布局均大体相同，只有个别建置、牌坊有所增减。三图中《康熙志》县城图所示城内道路格局最详，将1967年Corona卫星影像（图1）与之对比，不难发现二者所见道路格局几乎完全相同，没有变动；此后的近50年间，除石狮子街与西大街之间和城南部近南城垣一带的道路格局随着城市建设稍有改易外，其余道路也基本沿用至今（图2）。如图15、图16所示，清代定兴城内以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为主干，城中心为慈云阁；县治位于西北隅，文庙（学宫）位于西南隅，东林寺和小寺位于东北隅，城隍庙、聚仙观位于东南隅，南、北大街上有跨街而建的三座牌坊。

图15 康熙《定兴县志》县城图

图16 光绪《定兴县志》县城图

　　其中，旧县治也就是衙署所在，即是党校旧址，其门前的石狮子今仍残存其一。文庙的位置可以凭借尚存的大成殿确定，即今定兴实验小学一带。此外比较重要的建置中，可以基本推定位置的还有小寺和城隍庙、聚仙观。小寺即东林小寺，位于城东北隅，应在今民用胡同以北、小寺街以东一带。城隍庙和聚仙观在城东南隅，应在今兴华西路以南、振兴南街以东、南径胡同一线以北一带。

　　又如前节所述，定兴老城的城垣和护城河遗迹在1967年的Corona卫星影像上尚可识别，可据之复原城垣和护城河的四至。按照复原后的规模利用谷歌地球软件检核城垣周长约2.6千米，这和《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条记“基围五里八十步，高二丈、阔一丈五尺，隍深八尺”是基本符合的。据此，我们可以作出一张清代定兴县城的复原图（图17）。基于此，我们就可以结合城内遗迹的情况和文献的记载，对定兴城更早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图17 清代定兴县格局复原示意图（底图为1967年Corona卫星影像，北）

　　前节所述《大元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是定兴县郭西相盖里大龙兴寺住持僧德宝创建大悲阁（即慈云阁）的碑记，记叙了德宝的生平和重建大龙兴寺与慈云阁的经过，记云：“（德宝）一日闲诣本县市井间，有致兵革以来遗迹大悲阁，所唯存故基，余无所在。视斯愤念志发，遇寒则冰涕交溋，逢暑则汗膏相伴，实忍力上士，处位贤人，兹者可费资万余，用植千条，人工颕匠，所历及多，不繁徧叩，英豪悉蒙喜厥工，仍就丹楹，刻角兽，鹏????，镌大悲圣像一区，绘彩俱完。”碑记后署“大德十年五月日普悟大师德宝立石，定兴县都纲保正太师亦失八，随路诸色人匠奥鲁都提举石可台，昭信校尉大都屯田千户所达鲁花赤脱脱木儿，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宏范，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事阿尼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之处有二。其一，碑文记德宝所创大悲阁是在“有致兵革以来遗迹大悲阁，所唯存故基，余无所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提示我们注意在德宝创建大悲阁之前，定兴城中心已有一旧阁。其毁于兵革“唯存故基”，推想应在金元之际，那么城中心建大悲阁的做法就应是金代的旧制 。其二，崔金泽已据此碑记指出定兴慈云阁内已毁的元代观音像，或许即是阿尼哥的作品。若进一步考虑阿尼哥与大都的联系，及张弘范与其父张柔、其兄曾任大都“筑宫城总管”的张弘略之关系 ，则慈云阁所具有的元代官式建筑风格殊值注意，或许不只观音像为阿尼哥的作品，阁之建筑也出于大都工匠之手 。

　　如果前述慈云阁建于城中心是金代旧制的推想不误，那么就基本可以肯定，定兴城在金代即是四门十字街的格局。

　　《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坛庙”条记云：

　　文庙草创于金大定，旋沦兵燹。元至元二年县尹孟世杰卜邑西南隅建大殿三楹，厥后吴、杨、谢、赵四尹修葺，洎二十二年杨尹始塑宣圣及邹兖二公像。太（泰）定二年县尹梁羡始图两庑七十子及许衡像四十二幅。元统元年县尹王居敬凿泮池，建棂星门，制渐改观。明洪武中，知县卞礼、熊文美先后补修，嘉靖中易象以主嗣是随时缮补，其详莫纪。天启六年大水，夤宫为壑，周垣倾圮殆尽，邑人鹿正慨肩厥事三越月而功竣，规模准旧，扩大成殿五楹，东西庑、神厨、神库左右各十七楹，戟门三楹，棂星门亦鼎新。康熙年间知县张其珍重修，乾隆七年知县王源泗、二十五年知县刘致中相继重修。

　　《光绪志》卷二《建设志》“文庙”条小注中，录谢端后至元二年（1336）所撰《大元保定路定兴县重修孔子庙记》，详记了前至元、天历 、元统年间文庙的修建历史，可订补元代文庙修建的情况。谢端在记中引礼部郎中杜德远的书信曰：“孔子庙在县治南，至元初县尹孟伯英始为屋四楹，几五十余年，无能继而完治者。天历初，尹梁羡乃殿于中，庑于旁，门于外，周以垣墉，砌以阶陛，馔神有庖，讲习有堂，又为夫子像于殿，别绘从祀诸子于庑。元统元年，尹王公居敬、薄刘彦文扩池水为泮，象棂星为门，瓴甓以为墀，帷帟以为障，黝垩以为饰，……乡校之制乃得粗备。”

　　由此可知定兴文庙创建于金大定年间建县之时，后遭兵燹所毁。《乾隆志》称前至元二年（1265）县尹孟世杰“卜邑西南隅建大殿三楹”，未说明元初所建文庙大殿与金代文庙之关系。如细审前引谢端记文中“孔子庙在县治南，至元初县尹孟伯英始为屋四楹 ”之意，似孟世杰所建文庙大殿未曾迁址，但较金代文庙大殿规模有所增加，则金代“草创”的文庙大殿当为一规模较小的建筑。元代在孟世杰所建三楹大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文庙规模，制度渐趋完备。至明天启六年（1626）因大水毁庙，遂改建大成殿为五楹，此后明清屡有修葺。这样基本可以确定今天所见的文庙大成殿应是明天启改建以来的遗构。而殿内的宝装莲瓣柱础，正是元代文庙大成殿留下的遗迹。宝装莲瓣柱础共计四枚，也恰与元代文庙大殿三楹相对应。

　　《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条记云：“县治金元在城东南，今城隍庙其基也，后改设于城西北隅。洪武三年主簿费皋经始，十三年知县卞礼、主簿萧翰翔阔修。堂三楹，扁曰忠爱，接以抱厦，前为露台，中甬道为戒石坊，又南为仪门，左右有翼门，直南为大门，上为谯楼，更夫戍之，扁曰定兴县。堂左吏户礼仓房，右粮房承发房招房兵刑工房。东南为库楼。堂后有堂一楹，题名碑在左右穿堂，创自知县丁启明，今无。再入为三堂五楹，其后为知县内宅厅事五楹，左右翼房。二堂前西行有厅事三楹，曰西厅堂。后西行北转为书房，堂东为厨房，仪门外有河淤籽粒碑，两翼有小房五六楹，为征收之所，俱废。少南左为寅宾馆三楹，今无，馆后为土地祠，狱在仪门内之西，大门外故有申明亭、旌善亭及榜房，今皆不存。”同书同卷《建置志》“坛庙”条记云：“城隍庙，在治东南隅，元延祐五年邑人张伯祥建。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二年知县卞礼重建，天顺七年知县甄铎增葺，正德中邑人张景芳，嘉靖中邑人吴廷玉、萧济民等相继缮修，规模整备。有明洪武二年敕封显佑伯碑。”结合上引这两条记载可知，明代初年定兴城的建置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洪武二年到三年（1369—1370）陆续将原在定兴城东南的县署迁到了城西北，并在城东南县署旧址重建了城隍庙。这应是与明代初年对地方衙署的改造及城隍制度的确立与改革直接相关的。

　　洪武初年天下初定，明太祖进行了一系列措施整齐制度，对地方衙署的改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前引《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条的记载，在洪武三年定兴县署迁建至城西北隅以后，至洪武十九年（1386）间对公署进行了新建和阔修。这番修建工程完成后，衙署中路上的核心建筑是前接抱厦的三开间大堂“忠爱堂”，堂前有甬道，甬道上建有戒石坊，其南通向有两侧翼门的仪门，仪门前有上建谯楼的大门。大堂院中，建有供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事机构为主兼及其他需要的办公机构和库舍。大堂之后建有二堂，再后即是供县署主任官员居住的内宅。这个布局，正是在华北地区明代普遍流行的衙署布局 ，是根据洪武初公廨修建的“法式”改造的，部分学者将这个“法式”称为“洪武定制” 。“洪武定制”在衙署布局上的具体内容，或可参考明人陆容《菽园杂记》的记载：“公廨正厅三间，耳房各二间，通计七间。府州县外墙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阔五十丈。州治次之，县治又次之。公廨后起盖房屋，与守令正官居住，左右两旁，佐贰官首领官居之。公廨东另起盖分司一所，监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盖馆驿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钦定制度，大约如此。见《温州府志》。”这段记载与査继佐《罪惟录》卷二十八《将作志》中所记“钦定公廨制”基本相同 。以往研究者已经指出，这是我们了解洪武初年地方衙署制度的重要文献 。以往论者解释“洪武定制”推行的原因，往往引用由元入明的名臣王祎《义务县兴造记》中的一段话：“今天子既正大统，务以礼制匡饬天下。乃颁法式，命凡郡县公廨，其前为听政之所如故，自长贰下逮吏胥，即其后及两傍列屋以居，同门以出入，其外则缭以周垣，使之廉贪相察，勤怠相规，政体于是而立焉。命下郡县，奉承唯谨 。”藉此我们可以了解洪武初年希望通过对地方衙署布局的整顿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而由此推行的“钦定公廨制”则是一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定兴县署的迁建正是在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颁行的背景下进行的。

　　此外，洪武初年的制度改革中礼制的改革是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礼制的改革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围绕祭祀的一系列改革。洪武二年，太祖下诏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确立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城隍制度和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城隍神，并将城隍神依其所在之不同定为五等，其中凡县城隍均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为城隍神等级中最低的正四品。前引《乾隆志》中记载的定兴城隍庙所存洪武二年“敕封显佑伯碑”即是此次改革的遗物。洪武三年，城隍神的祭祀再度作了较大调整，将传统的城隍神改为不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城隍神，与之相伴城隍庙的建筑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洪武三年六月戊寅诏天下府州县城隍庙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也就是说，洪武三年改制后明确了城隍庙的建筑完全比照地方衙署的等级和规模 。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颁行后，定兴县署需要据此加以改造；而洪武二年城隍制度改革后，定兴县“元末毁于兵”的城隍庙也已不敷祭祀之用，需重新修建。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定兴县知县卞礼与主簿费皋便有计划地在洪武二年至三年将县署从县城西南隅迁到了东北隅，并在原县署旧址重建了城隍庙，从而既使新迁建的定兴县署满足了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的要求，也使新改建的城隍庙符合了洪武三年城隍庙制的要求。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元末毁于兵”的元代城隍庙的有关情况。元代著名文人揭傒斯撰《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云：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无封。其垣屋器服一拟于王者，虽有强毅聪察之吏不敢废，水旱疾疫必祷焉。

　　易之定兴庙于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亏，莓墙藓砌，黮然云兴，肃焉风行，过者悸心，入者易虑，而祷亦輙应。屋之挠坏缺漏以时葺之，无所改作，而垣独完。于是邑人张伯祥等同翰林从事杜徳远谒记勒石。

　　……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 。

　　这篇记文亦见于《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题为《定兴城隍庙记》，与文集收录者有以下几点不同处。一为“于邑之西南隅”的“西南”作“东南”，二是记文之末作“延祐五年夏四月己酉县人张伯祥、张思、庞德良等立石，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承事郎郊祀署令程大本篆题，本郡逸人于翼书，金玉局石匠提控纪庭秀刊”。按翻检《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其中不少碑刻录文皆记录有其碑石刊刻的具体情况，甚至包括碑石上字体的大小；这说明《光绪志》之《金石志》在编纂时，应是有条件也的确核对了部分碑石的原文。这提醒我们应重视《光绪志》对元代定兴县城隍庙位于“邑之东南隅”的记载。又翻检《光绪志》卷十四《古迹志》“寺观”条，记“聚仙观，古城隍庙址。元碑泐。明正德中设道会司，以谷道全为道会，始定观名”。图15中绘出了聚仙观的位置，恰在清代迁址后的城隍庙之西，据此可知元代的城隍庙确应在城之东南隅。另一点值得注意处则是揭傒斯记城隍庙“制古而地僻”，则定兴城隍庙之始建，尚在延祐以前。

　　定兴城中金元时期的建置在文献记载尚有迹可循的还有城内的三皇庙。所谓三皇是指伏羲、神农、黄帝，有元一代将三皇作为医学神进行祭祀，并制度化命郡县通祀。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世祖忽必烈前至元年间诏天下郡县建立三皇庙，并往往与医学相列，到成宗帖木儿元贞元年（1295）将它进一步制度化划为郡县祭祀，将之视为全国郡县都举行的国家祭祀 。同时，也已有学者注意到三皇庙的建造存在着北方与江南的地域性差异，北方在元代之前就有三皇庙的建设，只是当时尚未形成三皇庙祭祀的制度 。

　　《光绪志》卷四《祠祀志》“丛祠”条载元人阎复撰大德九年（1305）立石的《三皇庙碑记》云：

　　圣朝自至元以来，诏立三皇祠，始于京师，达乎郡邑，著之甲令，以为彝典。定兴有祠在县东北隅，亡金大安庚午所建，前进士张珇文石在焉。国初蔡国张公改筑于县治西南河内村，距城二十里，而近藻荐之仪弗克时举。大德壬寅秋，邑主簿刘君弼会邑人王仲义、张伯祥、李继明，耆老蔡德泽、郭通等谋曰，三皇氏立人之极，功被万世，而陋祠于野，渎神孰甚焉。邑址固在盍更诸众以为然。伐木于山，甄甓于郊，鸠财僝工，士胥用劝，閟殿穹窿，像设尊严，取法邃古，十大医师，配坐侑食，翼以修垣，敞以阖扉。会刘君满秩后，簿许谦继董其役，县长纽里皆洎、尹李从庆、尉那怀实始终之，落成于九年之春。

　　据此可知定兴三皇庙正是在元代以前、金代大安二年（1210）既已建立，元代初年张柔将其改建于定兴城外西南二十里的河内村。但随着元贞元年（1295）将三皇庙确立为郡县祭祀，远在城外的三皇庙既已不便，因此大德六年（1302）遂在定兴城内金代三皇庙旧址上予以重建。

　　逮元明易代，洪武初年尚沿袭元代旧制通祀三皇，但很快随着儒家的崛起，认为府州县祭祀三皇“以医药主之，甚非礼也”，于是在洪武四年（1371）“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三皇庙由此衰落，“三皇”也再度从医学祖神转变为民族始祖神和圣贤先哲 。定兴三皇庙也应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消失的。《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坛庙”条记城内“东林小寺”云：“在城内，旧为三皇庙，元张柔移三皇像于河内，今止原碑存。后人于基上建殿，奉观音大士，故又曰观音寺。”据此，清代三皇庙已经改建为东林小寺了。如前节述，东林小寺见于图15、图16，在城内东北隅，藉此我们可以确定金元时期三皇庙的位置。

　　在基本梳理清楚上述慈云阁、县署、文庙、城隍庙、三皇庙等城内主要建置的情况后，我们可以结合清代定兴县城的复原图，对此前的定兴城格局做进一步的推考。总的来看，清代定兴城的格局基本是继承于明代的，明清之间并无大的改易。而明代洪武初年，定兴城内主要建置的分布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包括县署自东南隅迁至西北隅，城隍庙在县署旧址重建，三皇庙在明初以后逐渐废弃后改为东林小寺。不难发现，这些重要建置的改易，都是和明代初年全国整体性的制度建设和改革相联系的。进一步，如果综合考虑洪武迁址以前位于东南隅的县署、位于西南隅的文庙、位于东北隅的三皇庙和位于城中心的慈云阁，都可上溯至金代，那么也就有理由推定金大定六年新建、九年筑城的定兴城即是一座四门十字街的城址，试做复原图以示之（图18）。

图18 金代定兴县格局复原示意图（底图为1967年Corona卫星影像，北）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定兴城的复原研究，说明其是一座金代始建的四门十字街式城址，其街道格局基本沿用至今。笔者以往的研究中曾指出，此类城址在隋唐以来普遍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平原地带流行，并在宋金元明时期保持了这一趋势，应和这类城址规划在平原地带的合理性和便利性有关 。

　　然而尽管定兴城街道格局自金代始建以来没有大的改易，城内的建置却在历史演进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元代初年三皇庙迁至城外，又在大德六年迁回城内旧址，这和元代三皇庙的祭祀制度调整有关。明代初年县署自城东南迁至西北，城隍庙迁至元代县署旧址重建，三皇庙逐步废弃，则和明代初年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建设和改革有关，是一个集中调整的时期。这提示我们在进行城址个案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城内建置的改易，更要重视建置改易背后的原因。定兴城是一个难得的珍贵个案，反映了元明两代城址建置的变迁，殊值重视。一个地方城址的建设历史，不仅是地方史的见证，更折射出国家历史演进中的宏阔变化。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杭侃教授的指导，在定兴调查期间承蒙定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丁金铎所长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源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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