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想过我儿子跳楼，从高处落下，恩怨从此一笔购销。”高杨的儿子高多现在是山东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以下简称“网戒中心”)的一名“患者”，高杨二十四小时陪护，连续四个月了。

“我是他父亲，又不能亲手杀了他，他要是像以前那样，就要折磨我一辈子。”高杨脸胀得通红，摊开双手说，网戒中心，是他最后的希望。

他以跳楼的方式抗议父母，“幸亏只是二楼，只是把脚崴了。”曾言说，“我宁愿去看守所，也不愿意去那里了。在看守所还有人道，在那里，就是集中营，没有人道。”

曾言刚刚去网戒中心不到一周，就被“电击”了，他被带到13号治疗室， “电压开到20毫安，我觉得浑身颤抖。”

曾言说，他看到所有被“电击”过的盟友，出来的时候都是精神恍惚。

“有人害怕，就逃走，逃走后被抓回来，继续电。”

杨永信说，“人就像电脑，表面上是软件出了问题，但硬件也有毛病。”

“但是生物学治疗剂量很小。”他说，2009年前，网戒中心采用电休克治疗时，电流只开到几毫安。

但多名盟友反映，当时在网戒中心的时候，最高的有80毫安。曾言记得有个盟友被电击，拉出来的时候，头发都烧焦了。

——新京报

　　一名护士走过网戒中心的走廊。墙上贴着宣传照片：告别悲伤，重拾欢乐。“起立！”

　　一百三十多人齐刷刷地站起来。

　　“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一个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每句最后一个字都念成第二声。

　　一百三十多个声音整齐且语调一致地重复了三句口号。

　　“请坐！”

　　一百三十多人又齐刷刷地坐了下去。

　　背挺得笔直，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处，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面无表情。违反以上任何一点，他们都有可能面临惩罚。

　　时隔七年，一篇自媒体文章将临沂第四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再次卷入舆论风波之中。这篇名为《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的文章质疑，在2009年被卫生部叫停“电休克治疗网瘾”后，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仍在使用电刺激手段“治疗”被送进去的网瘾少年。

　　风口浪尖上的网戒中心倒显得相当平静。这里依旧窗明几净，被子叠成大小一致的豆腐块。盟友们依旧整齐地坐在点评教室里，对面坐着父母。他们将会在这里接受心灵洗涤，孝道培养，必须悔悟人生，痛改前非，可能会和父母抱头痛哭，然后全家跪下感谢杨永信和中心的大恩大德。

　　骂名汹涌而来，中心里的家长们觉得愤怒，无法理解。他们不能接受网上对于“家长愚蠢”的指责，并认为网戒中心是拯救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网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

　　在家长们的描述中，送孩子来此的父母并非全部都是没有文化的底层人，有老板，公务员，医生，甚至有大学教授。“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家长又不是傻。”按照中心的收费标准，每月的住院费是6000元左右，这不包括吃饭的费用，父母中必须有人全天陪护子女。

　　发酵的舆论只改变了家长们对媒体的态度——他们在网戒中心楼下巡逻，警惕来访的陌生人，并对表露身份的记者拍照录像。一家上海媒体的两位记者曾扮作家长采访，再次来访时，她们在走廊里被认了出来。一位母亲跟在身后大喊：“她们说谎！我们不相信说谎的人！”

　　病房

　　阿明个头很高，瘦，偷偷从家里溜出来接受采访的那天，中国战队Wings Gaming在西雅图拿下了DOTA2国际邀请赛的冠军。

　　他说自己在《英雄联盟》里段位曾是电信一区最强王者，这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去打职业电竞。这个决定在家里遭到了巨大的反对，父母将之视为“骗人的”邪路，虽然早在2003年，国家体育局就把职业电竞列为第99个体育项目。

　　反抗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父母找了两个亲戚，说带他去旅游，从南方到山东，一车直接开进了临沂四院的网戒中心。

　　这是一个封闭式的住院部。紧挨着四院的白色大楼里，网戒中心占据着二、三两层。搭乘电梯无法直达，你需要通过一扇楼梯间铁门，得到看守的家长允许后，再通过一道铁栅门，才能进入网戒中心住院部的走廊里。

　　每扇窗户都安装了金属防盗窗。在另一个楼梯间，一张绳索结成的大网封锁了二楼通往一楼的路。即便如此，也依旧有出逃的人。两位离院盟友说，曾经有人打烂了三楼男厕的防盗窗，纵身跳到二楼的平台上，被外面接应的人带走了。

　　除了集体出游，入院后唯一的外出机会是去隔壁四院大楼里体检。一位在四院工作的保洁人员曾见到网戒中心带人过来做B超，他被夹在中间，双手与两旁的陪护人员绑在一起。

　　这里不仅接收网瘾少年。在正式的对外宣传中，这家中心除了叫“网络成瘾戒治中心”，还挂上了“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心”，“性格缺陷矫治中心”和“问题家庭诊疗中心”的名头。

　　据其官网介绍，网戒中心接收的范围为“痴迷网络、逃学厌学、离家出走、撒谎叛逆、漠视亲情、仇视父母、结交损友、打架斗殴、偷摸抢骗、早恋同居、游手好闲、享乐纵欲、自卑孤独、自暴自弃……，让家长头痛，让老师头痛，让社会头痛的’问题孩子’。同时也能很好地治疗因性格缺陷或其它原因引起的严重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40岁以下成年人，他们入院后都称为盟友。”接收年龄为“10岁以上任何年龄段”。

　　成年人同样可以被送进来，只要他们父母同意。一位30岁的前盟友回院做分享说，他曾经在外吃喝嫖赌，沾染了毒瘾，把妻子赶出了家门。在戒毒所待了四个多月后，他被父亲接了出来，直接送到了网戒中心。他承认自己曾经怨过父亲，在即将出院的时候又把自己强行送进了这里，但他宣称自己在这里洗涤了心灵的污浊，靠正能量压制了毒瘾，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3号室内，一名记者尝试了“低频脉冲治疗”，手指肌肉不受控制地缩了起来。

　　“治疗”

　　每个新人都要进13号室。即便2009年之后，仪器换成了“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这个房间依旧拥有让新人闭嘴听话的魔力。

　　13号室不大，不到二十平米，有两道门，两层窗户，陈设简单，一张蓝色小床，两把椅子，靠窗的柜子上摆放着仪器。杨永信不喜欢“电击”这个叫法，他总是纠正说，这是“低频脉冲治疗”。盟友们只能用“治疗”指代13号室里发生的一切。

　　入院第一晚，阿明住在一间专门病房里，三楼4号小室，睡着他们一家，还有三名班委和一名接待。他哭了一夜，想跟父亲说话，父亲拒绝回应他的恐惧，只重复着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改之。”

　　“那一个晚上，我特别恐惧，感觉世界都塌下来了。”阿明说。后来他才知道，整晚的一切都被班委记录下来，如果他提到“想离开”，或者情绪激动，这些都会被汇报上去，他也会被再次送入13号室。

　　与阿明同年入院的张楠，同样屈服在13号室里。他在家里看电视，父亲带着几个人把他按在床上，打了镇定剂，塞进车里，送进了网戒中心。从13号室里出来，这个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的男孩告诉母亲，他要离开这里。话音刚落，几个大汉又把他抬进了进去，他还没来得及说清楚里面发生的一切。

　　关于“治疗”的疼痛，总是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

　　“生不如死，很痛苦。”阿明说：“如果在做的时候可以选择死，那一定是选择死。手不能控制得扭曲，像蛋卷一样。”

　　比电手更痛苦的是电击头部：“脑袋里嗡嗡的，嘴里根本发不出声音。”在这个安静，封闭的13号室里，“接待”们需要按住接受被“治疗”者的手、脚，用纸巾捂住他的嘴。遇到反抗激烈的新人，七、八个“接待”还会把他抬进13号室，这被称为“起飞”。

　　一位曾任家委的父亲对孩子的改变很满意。他说，孩子在日记里写道，“治疗没有拔牙疼”。他承认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儿子做“治疗”。

　　杨永信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承受能力不同，“就像打针，大部分人打完了没事，有人就会晕针。”他说自己腰不好，也会用这些仪器刺激腰上的穴位。

　　一位山东的记者尝试了一次，虎口消毒后，前后扎下两根细长的针，两根导线将针和仪器连接在一起，仪器通电后，手指肌肉不自然地扭曲收缩起来。他描述被电的感受：“麻，不太疼。”包括阿明、张楠在内的四位前盟友对此表示质疑，他们称自己做“治疗”时，一只手上的导线至少是四根。

　　“不能”与“必须”

　　中心里的日子固定且有规律，像是住着130个走时完全一致的钟表。

　　阿明必须每天早晨6点起床，15分钟内洗漱完毕，叠好被子。在经过慢跑、俯卧撑、踢腿等军训内容后，必须在早餐后集合吃药。有人会来检查，让他们张嘴，抬舌头，晃脑袋，而后是五到十分钟军姿——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偷偷把药吐掉。

　　打扫卫生后是去大教室上点评课。点评课通常从唱歌开始——曲目是《网梦醒来》、《爱的力量》、《跪羊图》、《父亲》、《母亲》、《天亮了》和改了歌词的《常回家看看》。这里要背《三字经》和《弟子规》。

　　唱歌和背诵会有人抽查，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记住。阿明花了一个月，学会了这些歌曲。

　　你必须要写日记，这种日记被称为“晾晒”，它的内容将会呈现在点评课上，无论是否涉及到个人隐私。点评课后，被记录在《心理导入本》上的盟友就要去13号室，接受“治疗”。

　　家长会在这里24小时陪护着（除了13号室），他们会一起吃饭上课，看着他们训练，甚至给盟友们上英语和语文课。

　　与之对应的是庞杂详细的规定，比如地上不能超过三根以上的头发，不能在规定时间之外进入小室，不能大笑，不能交往过密，不能对异性盟友产生好感，不能互传纸条，不能在点评课上睡觉，不能唱任何流行歌曲…

　　举手必须五指并拢，手臂贴着耳朵笔直向上，写字必须一笔一画，点评课笔记必须记满两页，课上集体唱歌必须大声，特餐（青菜豆腐）必须认真吃完...

　　这些规定被归纳进“心态”、“卫生”、“职责”、“亢奋”、“兴奋”、“坐姿”、“写姿”、“笔迹”、“睡觉”、“无聊”、“被子”等类别中，每个类别对应不同的“圈”数。如果你触犯太多，将会被定为“典型”，进入《导入本》名单里。

　　一位前盟友提供了一本从2014年8月21日启用的《心理导入本》，上面记录着60堂点评课后做“治疗”的盟友名单。“治疗”的原因五花八门——军训典型，日记课典型，兴奋典型，出逃嫌疑，自创风格，锁门，狡辩，不听家长话，经常一个人上厕所，吃规定外食物，工作职责不到位，吃特餐不认真，厕所内说话欠考虑，ZDQH（重点强化）等；

　　而让他们做“治疗”的命令发起者，有“杨叔点名”，“邱哥点名”，“云姐点名”，“家长建议”，“班长建议”，“开门就进”（即如果当天有他人要做“治疗”，此人也需要做“治疗”），“三次激励”（激励，即前一天统计出圈最多的几个人，超过三次就需要做“治疗”）等。

　　在《导入本》中，一个叫做“熊震”的名字出现了58次，这意味着60天内，他几乎每天都要去13号室接受“治疗”。同届的盟友称，熊震曾在某财经大学就读，且早已成年。

　　网瘾、酗酒、吸毒、打架、抑郁症、暴食症、自闭症、谈恋爱、成绩下降、无所事事、想打职业电竞、不满意母亲选的专业，一切不符合父母期待的孩子（无论是否成年），在经过以上流程后，会被修剪掉一切棱角，变得一样的乖顺，一样的正能量满满。

　　一位前盟友提供的《心理导入本》，记录了做“治疗”的名单，原因五花八门。

　　没有秘密

　　任何人在这里都没有秘密。

　　日记上任何内容都有可能在点评课上公布。为了安全，你可以写的是“对点评课的感悟，对杨叔的感激，对父母的愧疚”。只有还抱有“隐私观念”的新人，才会在日记里写“我好害怕”，“这里是邪教”，“我想回家”。

　　老盟友很少会告诉新人这些，阿明说，被“治疗”多了，你也就知道了，“久病成良医”。

　　这里鼓励互相“举报”。杨永信不同意“举报”这样的说法，他更愿意称之为“情况反馈”和“问题反馈”。“问题反馈”带来的好处是可见的——盟友可以减圈，获取信任；家长认为上报问题会让子女改变得更快，更符合要求，他们甚至有时会建议让子女做一次“治疗”。被举报者则面临“加圈”的惩罚，对盟友而言，圈数太多就会做“治疗”；而对于家长，一个圈就等于10元钱。

　　阿明曾被母亲上报过，于是他上报母亲“在点评课上翘腿”作为报复。母亲被罚了钱，阿明也减了圈。但在之后几天，母亲开始找碴，批评他“被子叠得越来越差”，“心态浮躁”。

　　发展友谊也需要小心翼翼，不仅仅因为中心不允许“交往过密”。有人曾与四个盟友商量过出逃，计划最终没有实行，其中一人把他们上报了，“然后我们就完蛋了。”

　　传纸条也会成为风险极大的事——帮忙的中间人可能会上报，收到纸条的人同样也可能上报。除了接受“治疗”，纸条的内容也会在点评课上当众宣读。

　　张楠经历过一次“纸条事件”，好友将责任推在他身上，他沉默地去了13号室，并得出“所有人都不能相信”的结论：“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出卖你换取利益。你只能相信自己，靠自己演得好，争取早点出来。”

　　班委

　　在网戒中心的权力架构中，中心主任之下是“同盟班委”和“家长委员会”。作为“四位一体”特色管理模式中的一部分，同盟班委在盟友中拥有巨大的权威，他们可以给盟友“加圈”，而位于最高级别的班长，甚至可以决定谁去做“治疗”。

　　班长是统领整个班委的负责人，任期一般为2个月，由年龄超过30岁，行为举止符合中心规定的盟友担任，并且需要经过点评师同意。

　　班长之下是两层楼的楼长。他们主管着二楼和三楼的盟友事务，相当于楼层里的“班长”。

　　与之级别平行的是“五总”，即总纪体，总学思，总安全，总话筒，总卫生。总纪体位于“五总”之首，管理一切纪律方面的事务，有时会兼任三楼楼长，最有可能升任班长。

　　总学思主管思品工作，主管盟友们的思想动态，有时会兼任二楼楼长。

　　总安全负责安全事务，会接待新盟友，确保盟友接受“治疗”，防止盟友冲动，负责13号室纪律。总安全掌管《心理导入本》，每一个将要接受“治疗”的盟友都会登记在册。

　　总话筒主管大点评课上的所有话筒员。一般个子高，体型瘦的人会被挑出担任话筒员，在点评课上负责传递话筒。

　　总卫生负责一切卫生相关事务，比如卫生检查。

　　每层楼里又会复制这套权力体系，有楼层的纪体、学思、安全、卫生，直到最小的单位——思品小组和卫生小组，他们负责接收上层命令，分配给盟友执行。

　　班委并非可以完全逃脱惩罚。一位姓王的女孩在广播室里找到一把小刀，半夜割腕自杀，被送往医院包扎，包括班委在内的15人对此事件负有连带责任，点评课后被点名去13号室做“治疗”。

　　权力是明晃晃的。周围的人不会再直呼你的名字，而是以官职代称；你可以享受到不着痕迹的巴结——几个水果，或者是些奉承话；你甚至可以暗示你的下属，在卫生检查时对自己的小室网开一面。

　　“高高在上，就是官，把别人掌控在自己手中。我很反感。”张楠说。他曾经担任过总话筒，所有话筒员在点评课上给盟友们加的圈，最后都会汇集到他手里，在呈报上去之前，他可以增，也可以减。“出院之后算个屁啊，也就在精神病院里威风威风。”

　　班委之间会勾心斗角，巴结，陷害，官官相护，一切在现实官场上能见到的丑恶事情，这里都在上演。“比如卫生小组给思品小组的人加了圈，对方就会搜集问题写成材料汇报上去。或者暗箱操作，今天你给我减圈，明天我给你减圈。为了自己不去做’治疗’，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张楠不觉得班委之间的互相妥协是一种“友谊”，“只是不愿做’治疗’的利益把我们暂时圈在了一起。”

　　别动队

　　阿明又被抓回去了，那是暑假的第一天。父母带着一个壮汉，把他从10楼带下后，强行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他的双手越过头顶被绑在车后座上，嘴里塞了东西。他知道自己又要回临沂，接受“再偏”的治疗过程。他将会戴着黑色的名牌，在点评课上悔悟自己出院后没有战胜心中的恶魔。

　　在盟友们口中，由“热心家长”组成的别动队是令人恐惧的存在。只要经得父母同意，他们就会迅速把人抓回临沂，无论你在中国的哪个角落。阿明听父母说，与他同届的一个黄姓女孩从江苏逃去了西藏，但还是被带回了网戒中心。在2009年的媒体报道中，一位刘姓盟友也是被三名强壮的家长放倒，塞进了面包车，而他的父母当时就在楼梯旁看着。

　　车开到了临沂。他们在一家小宾馆里稍作休息，父母和那个陌生壮汉聊了一会后就睡着了。阿明打开二楼房间的窗户，跳了下去。他还穿着中心里统一的迷彩服，坐上了去车站的公交车。

　　从临沂到青岛，再到北京，阿明辗转逃了十天。他最终和父母达成了妥协，他会老实听话，开学后回学校上课准备出国；父母也放弃将他带回去“治疗”的想法。

　　张楠出院后曾经两次离家出走，他不敢回家，害怕家里藏着壮汉会随时把他捆回临沂。他只能向权威更高的爷爷求助，却仍然心有余悸：“毕竟他们是老人，如果他们也被洗脑了呢？”

　　这种震慑如此有效，使出院的盟友们也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保持符合规定的样子——积极向上，听话，举止规范，不打游戏不上网。

　　如果只以“眼见为实”为逻辑，家长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心百般维护：他们24小时陪护在孩子身边（除了13号室）；这里没有军训学校的暴力殴打，还会学习国学；一直桀骜不驯的孩子在数月之内变得乖顺听话，举止规范；点评师会教导孩子遵守孝道，也会指出父母的错处；孩子会与他们抱头痛哭，痛改前非，更不用提时常回院做分享的“成功案例”——他们以前曾是网瘾少年，瘾君子，混混，在网戒中心“治疗”后，开始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符合社会主流”。

　　但在确认再也不会回院后，那些孩子宣布返院分享的一切都只是“表演”。（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全部为化名。）

　　来源/凤凰资讯

　　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来源林熊猫微博：

　　这次的事件，由微博网友的一篇《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引发。引起了网友们的群体讨论，在短短的两天内遍布社交网络，

　　幸运的是，通过网友们的力量，“电击戒网瘾”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幸的是某些家长仍旧是其坚强的“后盾”

　　为什么家长们会如此维护一个恶魔，并对这种行为推崇备至。也许归根结底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杨教授的认同：认同孩子是他们的私产，认同对于“不听话”的孩子，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都是“为了他们好”。在家长们眼里简单粗暴行之有效的方法背后，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黑暗，或许他们不知道，又或许他们选择性无视了这一点。

　　击碎孩子的尊严，换来他们一时的顺从，带来的很可能是内心一辈子无法磨灭的伤痛，甚至对家庭乃至对整个社会的绝望与仇视。子女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权，同样也有属于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请不要以爱之名，行伤害之事。

　　小时候长辈问你，长大以后想要干什么呀？无论回答科学家，运动员，老师，记者，还是人民公仆，或许都会得到他们的赞扬。希望能有这么一天，当从孩子口中说出“我想做一名电子竞技选手”的时候，也能得到同样的理解与尊重，而不是被拉去做电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