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DavidLipton)在6月11日于深圳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表示，中国企业债务及重组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随着2015年和2016年初信贷增长的迅速增加，以及投资率的居高不下，这个债务问题正变得日益困难。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薄弱环节。

　　戴维·利普顿称，中国当然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重要的是中国要快速解决它。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最好。

　　总体而言，中国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225%左右。其中，政府债务约占GDP的40%。同时，家庭债务约占40%。按照国际标准来看，这两者都不是特别高。而企业债务问题则是另一番景象：约占GDP的145%，不管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非常高。

　　日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再次提醒市场，要警惕中国的企业债问题和潜在风险。虽然中国的高企业债务不是一个新话题，但穆迪披露的数据和问题分析，尤其是穆迪指出的系统风险隐患，确实值得国内政府和市场高度重视。

　　虽然穆迪也表示，中国具备避免金融动荡的能力，因为中国政府拥有必要的政策工具以及政府运用这些工具的意愿，这显著降低了信贷供应大幅缩减或金融中介全面中断的风险(这些风险通常与系统性金融危机相关)，能够防止金融危机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但它也指出，应对中国多方面金融弱点所带来的负担，将对经济造成“可观的拖累成本”，这种代价的体现形式将包括：银行业的巨大损失继续不被确认，资本配置不当，经济再平衡和减少过剩产能的努力被延后，以及较长时期的偏低增长。

　　对于“债转股”，戴维·利普顿表示，在一些国家，债务-股权转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将债务转成股权，使企业的财务结构去杠杆化，银行的债权得到相应的重新调整。但只有当满足两个条件时，这种方法才有效。首先，银行需要能够主张债权人权利并进行分类，区分需要需要重组或关闭的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否则，新的股权将没有价值。其次，银行需要具备能力管理其股权并维护股东权利，或者有能力将股权出售给能够维护权利的投资者。

　　在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企业债问题上，戴维·利普顿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改革是彻底和广泛的。但这些改革更多的是放开了经济活动，形成了市场和自由竞争，而没有对借款人实施纪律和严厉的预算约束。简言之，需要加强治理。如果中国要避免再次出现信贷增长——负债沉重——企业重组的循环，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改善企业治理。